從15年前的種子到今天的樹林：我在大灣區遇上的社會創新和社創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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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黄英琦 / 協力：梁嘉歆

創不同年會 Make A Difference (MaD) Forum

在2010年1月及接下來的每年一月，總有1,500多位年輕人匯聚在香港葵青劇院。除了本地青年，也有三四百名來自中國內地各省市和亞洲各國，共十多個國家。他們並不是想看「演出」，也不是為任何「表演嘉賓」而來。因為他們就是主角。

在三天的「創不同年會MaD Forum」活動中，他們在劇院內外嘗試破冰，認識彼此，在工作坊交流。他們講不同語言，但仍可進行思想碰撞。年會的海內外嘉賓跨越創意創業創新各界，都是在想像新的可能，並樂意激發聽者行動力的思想大師，年輕人靜聽演講，思考良久：我能否成為先導和創變者？

MaD年會現場

來自中國內地的參加者多是大學生，還有創業者、自由職業者，創科和文創人很多。由於地緣優勢，講廣東話的廣東省大隊很壯觀。

「創新」在2011年仍在播種萌芽。無論是主辦機構還是參加者，都在參透究竟具社會價值的創新是怎樣的？社會創新賦能不同社群，更是陌生的概念。MaDees （MaD年會參加者的暱稱）是首批接觸「社會創新」的人，十多年後重遇時，他們都會說，MaD年會的主題、內容、策劃方法、促進凝聚力的設計、對創新的人本思考，加上在年會認識的各路朋友，令他們開了眼界，影響了人生規劃。有香港的青年在推動微型社區營造，以藝術促進共融；內地青年嘗試公益創業，或加入慈善組織工作，而就算選擇主流行業，也意識到用家體驗和居民賦能的重要。

創不同年會由非營利文創組織 創不同協作Make A Difference Institute 主辦，特區政府「創意香港」贊助，我是創不同的創辦人和主席。

改變由你開始

在2011年第2屆的 MaD Forum，我曾經在舞台上這樣說：「如果你希望這個世界有所改變，那麼這個改變應該由你開始」。在MaD年會，我們推動青年由認識自己，感知社會，以至關心地球，再點出MaD的核心倡議：創意于善Creativity for Good，我們如何傳播美善的點子，提出新穎的想法去解決複雜的問題？世界在變，我們在未來世界要生活得更有意識和意義，需要青年人的視角。MaD就是為他們搭建的合作平台，讓志同道合者一起探索和反思。

我們更用 「mad.asia」的域名，期待這個平台有外向型的視野和抱負，促進亞洲青年的交流，因此找到捐助者，支持逾百參加者遠道而來的旅費。MaD團隊韌力驚人，能辦這種千多人的大型會議，還極重視價值的呈現和細緻周道的安排，但成員只有不到10人，實在感謝她們的熱誠和付出。

大灣區的創變者

在那些年，MaD年會也應邀在內地城市進行微型的交流活動，不知不覺建立了大灣區的創新青年網絡。2014年，幾位大灣區初代社創人坐在一起，在MaD的支持下發起了廣州第一個社會創新日活動，叫「晒廣州」，在共享空間「一起開工社區」，擠滿來自不同領域的年輕人，播下種子，滋養土壤，讓社創逐漸形成合力，啟發更多的青年人加入社會創新行列。（後來才知道，「晒」與SI同音，是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英文的縮寫！）

看到MaDees主動策劃活動，創辦具社會意義的項目，我心裡就越謙卑和鼓舞：未來的社會創新，就靠他們了。篇幅所限，認識的MaDees不能盡錄，但也想在本文特別介紹三位2014年「晒廣州」的主催者。

「安豬」余志海，是謝家駒博士向我極力推介的MaD年會講者。安豬的社會創新項目叫「一公斤盒子」。他最初的創新原型很簡單：若你是背包客，準備去偏遠地區旅行，可以多帶一公斤的物資給鄉村的孩子嗎？可以是教育工具包，圖書或老師需要的文具和用品，以龐大的志願者網絡極速支援鄉村學校，推動教育公平。安豬的項目很成功，得到了很多商界的捐助。

安豬幾年前把一公斤盒子交給團隊運營，在社區教育再出發，創辦了終身學習社區——慢學校，以數字遊民狀態，賦能更多自我成長者和教育創新者。

協助我執筆的梁嘉歆，當年是在MaD年會認識。她扮演了關鍵的「蜜蜂」角色，為MaD傳播花粉，讓不少大灣區青年知道MaD年會。後來她也試行創業，成立「友心人」，作為內地最早探索用社區營造形式進行心理健康科普和教育的社會企業，形成了超過500人的全球心理學人社區，通過線上參與，讓心理學觸達超過十萬人。

輾轉10多年，梁嘉歆與香港有緣，獲高才通資格後，她最近加入 Good Lab好單位，成為大灣區、內地各城及香港的社創者之間的橋樑。15年前的種子，今天的好同事，事情就是這樣玄妙。

我嚮往的社創家精神

2019年為MaD年會的最後一屆，之後MaD換了不同形式繼續前行，在社區深耕，如創不同學院和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相比三天的激情，今天的MaD更專注於用數個月以至多年的時間，深度調研和實踐社區藝術、社區營造和創新項目。

我與「社創」領域，其實也是一種「偶遇」。2008年，我完成灣仔區議會主席的任期，想學點新的東西，就到了史丹福大學進修短期的社會創業課程，感受到一個全球的社創網絡正在逐步形成。課程由商學院和設計院 d school 共同籌劃，除了案例研究，更重視以設計思維促進社創點子孵化至提案實踐的整個流程。我的領悟是，這是換個身位參與社區、創造改變的好機會，值得我投入時間去學習！

在亞洲觀點，官商民各司其職，商界創業者的目標就是盡快起動進入市場，獲取盈利；社會創業卻建議從解決問題出發，以同理心觀察社會需要，再把創業定位到同步回應社會痛點甚至環境改善，不只一條盈利底線。在案例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孟加拉尤勞斯教授成立的窮人銀行 Grameen Bank。這銀行不窮不借，特別借給目不識丁的婦女，因為她們雖沒有資產，但有的是擔當和信用。這種建基於「信任」的商與民關係，真是太不可思議。

在史丹福回港後，認識了幾位本是工業家和企業顧問的朋友，他們希望把德國的「黑暗中對話」社會創新引進香港。原來香港有志同道合的社創人，實在太好了。同期，不少傳統社福機構也開展小型社企，讓其服務對象有就業機會。「商」與「社」之間的角色本來是「施」與「受」，傳統的藩籬就這樣創新，變得模糊：做生意do well，原來也可以做好事 do good。

2006年，尤努斯教授與 Grameen Bank 共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2012年一個初夏的晚上，我、當年的首爾市長朴元淳、英國創新基金會（NESTA, Innovation agency for UK）前總裁 Geoff Mulgan，還有一位香港的司局長，共晉晚餐。朴市長是亞洲首位自稱社會設計師的創新市長，他分享了在首爾的市政問題中融入社創精神作為決策的指引，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為複雜的社會問題尋找在地的創新答案。

朴市長這位奇人也身體力行，例如為了解天台住戶的苦況，他曾與太太在首爾最熱的七月住在天台屋整個月，當初大家以為他做秀，只想吸引媒體訪問，後來看見他真的想解決問題，之後更加快社會房屋的興建，引入新穎的合作社共建模式。

這頓飯不久之後，同年7月，新的特首和班子上任，當時的政務司司長並決定成立「社會創新及創業基金（SIE Fund）」，置在扶貧委員會的框架中，支持社會創新意念的孵化、雛形的實驗，及跨界合作的大型創新計劃。

我不覺得這頓飯與新政策有關，但相信社創火花的激盪總會有無形的啟發和影響，產生漣漪效應。

2012年Good Lab好單位成立，我是其中的創辦者

在MaD年會啟動的往後十年，是社會創新點子在香港遍地開花的年代。在2012年的香港，「空間」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社會創業者資源匱乏，常找不到落腳基地。Good Lab的成立，匯聚了四面八方的創變者，也為社創生態系統塑造靈活和充滿機遇的工作空間。

Good Lab很快就是社會創新人類的基地（where minds and actions meet，是放在門前的口號），面積約二千平方米，在香港來說是「很大」的空間了。會員在那裡工作，認識伙伴，繼而合作；在這個民商官學跨界平台，Good Lab籌辦認識社創的活動，提供設計思維和社創工作坊，促進共享城市、共享經濟的理念，甚至一起支持有機農夫，在這第二個家買菜煮飯聊天。

由2012年起，Good Lab見證了多個社會創新機構的誕生，如「光房」帶動創新的「社會房屋」理念，重視人與人的互助，在住的空間內營造社群。Good Lab也與不同孵化器合作，定位是匯聚和啟發，希望有更好的協同效應。

在那些年，Good Lab就是個載體，會員努力舉辦多元活動，激發創新氛圍，接待內地及亞洲各地的機構和學者。阿菜的紀錄片有Good Lab片段，安豬來過訪問，還有無數大灣區的青年。首爾的社創媒體對 Good Lab有專題報道。而因為認識朴市長，無論是MaD還是 Good Lab，都有雙向的交流，香港年青人曾到首爾取經，觀察當地政府如何與社創家合作，也歡迎了朴市長來香港參訪。

我懷念Good Lab空間那種感染力和正向的共鳴感。在剛開業時，黑暗中對話、MaD創不同、教育燃新、仁人學社、社企民間高峰會，社會創投基金等，都進駐 Good Lab了，好熱鬧。社創人都喜歡從其他人身上取得啟發，當我路過 Good Lab的Hub B（上圖） 那個擺滿小桌子和豆袋的自由開會空間，跟同事和會員打招呼，心裡除了感恩，也期待能在這種能量中提煉出創新方案，回應社會棘手問題，培育新一代的開拓和創業型人才。

2025年，青年參與社會創新的路如何走？

Good Lab這個大空間在2019年底、在疫情蔓延前結束了，當年香港已有逾百個類似的空間，大家選擇多了，Good Lab仍是連結和啟發的中介平台，就決定從社創空間的營運轉型為社會創新的諮詢顧問。

15年轉眼過去，大家都過得好嗎？疫情打斷交流，但這兩年，因著MaD和Good Lab而結織和建立的大灣區社創圈子和人物，又重新聯繫上。

我在2024年的瓶行宇宙大會，在杭州莫干山與阿菜重遇，Bottledream團隊搬到上海，阿菜也在四川的鐵牛村建立了基地，他像一只候鳥，在鐵牛村和上海之間穿越城鄉。瓶行宇宙大會在去年復辦，有一千人參與（聽說有人從上海騎自行車過去），在農田中，在竹棚下，中國的社會創新青年不怕惡劣天氣，都在 have fun，擺攤串門子，互相認識，發表自己在做的社區營造項目，討論公共議題，這些青年都有無比創造力，感覺這就是MaD年會和Good Lab空間的某種延續，空氣中有著對社創的熱情和期盼。

2024年，阿菜（左）邀請我作為分享嘉賓，參與中國內地社會創新節——瓶行宇宙。

瓶行宇宙2024年大合照

世界變了很多，社會創新的空間和發展在那裡？沒有疫情的陰霾，大灣區各城的交流更頻繁，如何利用不同城市和持份者探索的經驗和跨界資源，進行更深度的合作？

Good Lab好單位的團隊在5月底連同幾位香港的文化和社福界朋友，到了成都訪問，了解該地的社區營造。團隊在其中一天到了鐵牛村，那就是阿菜的伙伴在經營的鄉村振興項目。城市來的小伙伴正為農民的產出創設新產品和銷售的渠道，也開了由「農田到餐桌」的素食餐廳。

在近年經濟要重新摸索和轉型的時局，回歸社區是青年創新的出路嗎？Good Lab同事回來後很興奮，他們會努力推進其「社區好好學」計劃，還會促進大灣區社創朋友的深度交流和互訪。

而2025年的瓶行宇宙社會創新節又來了，今年在杭州附近的安吉余村舉辦。我很高興來自香港的MaD和Good Lab好同事，會在瓶行宇宙共建一個 camp，在這個微型的「營地」內，她們會介紹正在關注的議題（如社區孤獨感），及她們在做的實踐。

太好了！終於做到了傳承。社會創新的未來發展，就交給大家吧。我相信要促成合作，要從深度連結開始，不只表面參訪，而是加深彼此理解，尋找各城的共同議題；跟著就是協作的可能，孵化創新點子，甚至可以嘗試跨城合作；第三步是持續實驗和不斷改良，傳播有效的社會創新方案；最後一步，是合力找到一種「商業化」的運作，運用持份者的智慧，思考如何複製好意念，讓其擴散，可持續發展。

香港在這方面仍有優勢，過去15年，我們培育了很多創變者，有大型的創新案例，社創點子能結合新的公共政策，也有如 Good Lab這樣的平台機構擔任賦能角色。

在2024年底的「社創荔枝角」活動中，粵港澳大灣區的創變者分享他們的行動

未來世界在脆化，社群中有很多焦慮，生命歷程不再是平坦大道，令我們對未來有點恐慌。但我實在高興看到15年的種子已變成樹林，林內有生物多樣性，有開心成長的人類和動植物共生，促進人人發揮多元潛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而我呢，一定會繼續促成你們的夢想，為自己的社區以至世界建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作者簡介

黃英琦 Ada，是律師、教育工作者，也是文化與創新倡議者；曾擔任香港市政局議員和灣仔區議員，在2004-07年為灣仔區議會主席。Ada是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校監、MaD創不同和 Good Lab的創辦人，教育燃新的主席，也參與發起香港多個藝術、文化和教育的社創團體。

她認為「過程」與「終點」同樣重要，希望社會創新重視的跨界合作經歷和體驗，能夠用到社區營造、開源共享、商業向善、創業創新的不同領域，建構民商官學共同參與的社會創新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