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意

‎‎此文章暫時只備英文版本,中文版本將不日上載 Elizabeth, our Project an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talked about why she joined Good Lab, her experience in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observations over the years of essential elements that make or break co-creation efforts. Elizabeth has been Good

‎ 與我們一起並肩奮鬥了四年的 Alexa Li 於今年六月離開 Good Lab,加入擇善基金會。日前我們與她敘舊,聊到她初次接觸設計思維的日子和一路走過的高低起伏。她也分享了這四年間站在前線參與多個以設計思維為基礎的主要顧問項目後,自己對於設計思維過程的見解與洞察。 ‎ Good Lab: Alexa,來自我介紹一下吧。 Alexa Li: 嗯,(招牌大笑聲)我叫 Alexa。大學主修經濟學,有次在微額信貸課上聽過經濟學家 Muhammed Yunus 的故事後受到啟發,於是申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發展管理學碩士。2015 年回港後,我先在一家關注兒童讀寫認知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後來才加入 Good Lab。 Good Lab: 你在 2017 年加入 Good Lab 時,心裡有甚麼疑問尚待解決呢? Alexa Li: 在加入 Good Lab 之前,我在一家非政府組織工作。那時候,我們花費大量時間在申請通常只夠使用一年的資金上,所以我其中一個常常思考的問題是「我們可以如何不受變化和衝擊影響地持久發展呢?」。我在 Good Lab 認識了「社會創新」這個字眼,而我想了解這個概念多一點。除此之外,我知道我需要做設計思維的工作,可是我對此一無所知,以為是些複雜的框架。那時的我還年輕,現在的我也是,隨時願意接受挑戰。

Good Lab 作為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青年夢工場」/ Youth Space)的戰略與培訓合作夥伴,日前與青年夢工場負責人 Kim 及他的同事 Wing、Miles 和 Kaylie對談,談談他們運作這項目幾年來的心得。 青年夢工匠已進行了四年,旨在激勵屯門的青年人成為當區的社會創新者。第一屆活動於 2017年6月在屯門仁愛堂新建立的青年社會創新中心起動。目前已進行了七屆活動,共400人接受培訓,並組成了 40 個團隊。此外,所有團隊均獲得一萬至五萬港元的資金去實踐自己的計劃。 Kelvin (Good Lab): 回想 2017 年,當「青年夢工場」剛起步時,我們都只是實驗室裡的小白鼠。據我們所知,沒有人做過類似以社區為本的社會創新資助項目。您當初最擔心是甚麼? Kim: 我最擔心的是青年人不參與。根據我對本地社會創新的了解,它往往過於專注發展可持續的業務。「社會創新」這個詞語,對作為社工的我而言,既陌生又太商業化,直覺告訴我不能掉以輕心。 相比之下,我們更熟悉應對青年人個人和情感問題。同時,我也聽說過社會創新也可以是關於社區的。我們希望提高社會意識和社區參與度,把社區及市民連結在一起,而不是過份投入在個人或商業理念上。我們當時只是一個新團隊,在一座新中心策劃一個新項目,面對不明確的未來,我們也很憂慮! Kelvin: Good Lab 是您們在社會創新和設計思維上的培訓合作夥伴。由於我們亦是第一次作為這角色,我們當時也有點緊張。您認為與我們合作,有甚麼收穫?又有甚麼未如理想呢? Kim: Good Lab 有很豐富的社會創新經驗。經過初步培訓階段,我們認為這些概念很好,但對有些青年人而言還是較難理解。 Miles: 我現在於青年夢工場工作,也是第二屆活動的參加者。我覺得活動的簡報和演講者分享以英文為主,對英語不好的人來說不太公平,我感覺不到與社區建立更實在的聯繫。 Wing: 同意,我當時亦有同樣憂慮。我們可以在社區教學中更「貼地」嗎?我們可以與參與者加強聯繫嗎? Good Lab 一方面教授社會創新,但同時亦要更了解當地社區。 Kelvin: 抱歉,大家也知道,我看不懂中文是公開的秘密。相信在我淡出後,情況就不同了!您提醒了我們,凡事要從受眾的角度入手! 下一個問題:過去四年最大的變化是甚麼? Kim: 如你所知,2017年以來,香港發生了很多事情,而現在比過去更困難。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