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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著   Good Lab 的首七年，建設了實體的社會創新共享 Hub、一個每天有許多思維和行動在碰撞、也具備合作可能的樞紐。建基於這個 Hub 的人脈網絡，Good Lab 在過去四年能以三個目標平衡發展：建立中介角色以促進跨界合作的社創顧問服務、推動社創的能力建設及人才培育、及以設計思維和逆位思考帶動社區創新，回應未來。 多年前，有人用 VUCA (volatile, uncertain, complex, ambiguous) 來形容未來發展的多變和不確定。在2019年前，此詞對香港很遙遠，這裡一向是福地，民、商、官、學縱使不是天天都在順利互動，但每個界別和機構都有其目標和規劃，我們習慣用線性 (linear) 思維，相信按步就班，只要努力就能達致目標。若在2020年前有人提出要留意 VUCA，未來會不似預期，要設計 Plan B，相信換來的是杞人憂天之類的恥笑。 經歷過去三年，相信大家終於明白 VUCA 了：疫情肆虐，令人感到動盪不安，本來清晰的變得複雜，事先規劃的工作會突然不能發生。此時，一位美國人類學及未來學家，提出用 BANI (brittle, anxious, non-linear, incomprehensible) 去思考未來。 習慣了線性想像，我們的腦袋如何面對「改變」，如何感受一個脆化、焦慮、非線性和難以理解的世界？ 例如近來有奇怪的意外頻頻發生，如手術室的燈會突然跌下，意味著許多系統表面運作如常，但原來有部件已在「脆化」。同樣道理，一個界別或市場的危機，也會導致地球另一端的破壞 (disruption)。我們處身資訊年代，但當資訊爆炸，就會變成選擇困難，新聞真假分辨不了，亦會帶來「焦慮」，令人只想躺平。那我們該如何看待系統的重整更新、如何重視自我照顧，提升身心健康？   合作精神是豁然開朗的出路   「非線性」的感覺，像是一齣在時間線上跳躍的電影，或像一大卷毛絨線，找不到頭尾和出路。那麼，長遠規劃在看不見終局的情況下，還需要嗎？就像大家忽視卻好重要的氣候極端化議題，可能要有不一樣和突破性的策劃，否則結局只會更差：在脆化、焦慮和非線性的世界，好多事情和決定都是「難以理解」的。   Good Lab 是社會創新的實踐者。社創人有個特點，就是矯健 (agile)、敢於實驗、樂觀、認為「總會有方法」。面對 BANI 的世界，Good Lab 期待能協助各界的有心朋友擴闊知識、整合裝備，輕盈上路。這些裝備包括建立新的 mindset，新的能力，新的同理心和合作精神。作為小型的社創平台，我們沒太多資源，但有一支具感染力的團隊，相信 where minds and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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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蕭曉華著 著有暢銷書籍《人類大歷史》和《 21 世紀的 21 堂課》的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一次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專訪（註一）時表示： 「病毒正利用人性中最好的一面，也就是我們樂於表達情感、照顧病弱的部分傳染給我們。現在我們被迫保持社交距離，以更明智、理性，而不是情緒去決定我們的行為。」 這位以色列的年輕學者，長期以宏觀的視角省思人類的現在與未來，今次，他因應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提出一個人們預想不到的事情：疫情會否改變人類的本性，亦即是我們本來所具有的互助和合作精神？ 在哈拉瑞眼中，新冠疫情引發的健康危機並非是最嚴重的一次。事實上，對比過去疫症蔓延，人類更是束手無策。譬如在歐洲中世紀肆虐的黑死病，當時的死亡率達四分一甚至一半，人們不單對病毒元兇一無所知、不會研發疫苗，當時的醫學界更認為，黑死病是由不吉利的天體運動星象所引發。 當歷史不斷推演，醫學和科技不斷進步，他認為，人類已備有戰勝這場疫情的所需：在疫情爆發初期，中國在短時間甄別出病毒的基因排序；繼而，各國的科學家合力研發疫苗，亦是迅速地在十個月後，將疫苗推出全球。 哈拉瑞在另一篇文章〈Harari: Lessons from a year of Covid〉 （註二） 再提到，在古時進行封城，會出現糧食短缺和人口死亡；今天，封城對糧食生產只帶來輕微的影響，例如，美國只需1.5%的農夫便能供應全國和出口的糧食需求；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亦學習從實體空間轉移到網絡上繼續進行。  不過，哈拉瑞不是絕對地樂觀。他說，即便如此，疫症危機還是沒有得以解決，「當全球科學家通力合作，各國的政治領袖卻傾向保持敵對。」 我們同意哈拉瑞的語重心長；他說，疫後重生取決於應對病毒的選擇——是孤立個體、以監視隔離「保護」公民；還是通過社會團結、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合作系統以禦防日後的大流行疾病，並賦權公民戰勝危機？ 香港第五波疫情已稍緩，然而，二月那些創下每日最高確診病例全球記錄的日子，人人自危，醫療系統一度崩潰，叫人心痛的景象仍是歷歷在目：醫院外，長者披著保暖錫紙在戶外病床輪候看症；醫院裡，遺體無處安放，甚至與病人同處一室…… 「當你踏入急症室那一刻，覺得好似一個戰場，屍橫遍野。做極都沒有出路，幫得這個、幫不到那個。」有前線醫護人員向傳媒說。 （註三） 當每個人的身邊總有朋友或家人確診，在限聚令下，熱鬧的城市變得蕭條，政府手忙腳亂，資訊混亂甚至矛盾。然而，香港人似有總與生俱來的俠義精神，我們看得見社會不同崗位的創新者在默默出力，以微小的力量回應社區所需。   民間小行動：資訊共享 賦權公民 圖片取用自程展緯 Instagram 二月下旬的那些日子，核酸檢測動輒排隊兩三小時，最簡單的互助，莫過如街坊開設whatsapp群組互通消息，通報哪裡的檢測中心人龍較少，有機地自行分流。清潔工友在疫情下工作，風險極高，關注勞工權益的藝術家程展緯，遂入職港鐵外判清潔工進行調查，他以創意的表達方式（用落葉砌成文字，或穿上寫上訴求的垃圾膠袋等），於社交媒體發佈帖文喚起關注，成功替港鐵清潔工友，爭取一天兩個口罩和抗疫基金。 此外，不少民間組織更透過社會創新去解決各種疫下危機。 今次疫情出現急症室爆煲、抗疫物資和糧食搶購潮，其中源於資訊混亂引起公眾恐慌所致。浸會大學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六成受訪市民認為抗疫措施的資訊混亂，建議政府「如果希望降低公眾在疫情下的疑惑、恐懼和焦慮，資訊傳播就要更加透明、及時和準確。」 （註四） ；2020年，世界衛生組織亦曾提出關注疫症爆發時可能出現的Infodemic（資訊流行病），即社會充斥大量真假資訊所造成的困擾和混亂，會損害健康，延長疫症爆發的時間。 （註五） 一些民間組織或市民都注意到這個問題，自發將各類抗疫資訊整合、更新，再透過社交平台廣傳開去，比政府還要快。譬如許多人都曾轉發過「醫護行者」的居家抗疫「懶人包」，就是以圖文並茂的解說方式，讓人「一圖看清」所需的看門口藥、生活應變安排、和保持免疫力的健康常識；他們亦設立支援熱線，由註冊藥劑師提供藥物和輕微疾病的咨詢服務。 圖片取用自 醫護行者Facebook專頁 圖片取用自 醫護行者Facebook專頁 「醫護行者」是由曾任無國界醫生的范寧醫生所創立，這個非牟利組織在港鐵葵興站附近設有「社區藥房」，一直致力推動「基層醫療」，鼓勵「未到診所、醫院的第一層，每個人可接觸到社區資源，預防疾病，管理健康」 （註六） 。他們的助人自助理念，在疫情中更彰顯成效——輕症或未感染者首先在社區獲取醫療資訊，便能安心居家抗疫，避免拖垮面臨崩潰的急症室服務。 運用創變思維去回應社會問題的社會創新概念，背後必然具有一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以「醫護行者」為例，他們並不是沿襲傳統方式向貧苦大眾贈醫施藥，而是回應當時最迫切的資訊需要，由專業的醫護人員，將艱深難懂的醫療知識以淺白的方法傾囊相授，以協助市民提高健康意識，達至人人自理。   這一次疫情，由獨立記者陳曉蕾創立的長者資訊平台「大銀」，亦製作手機版的「疫下照顧錦囊」，方便照顧者隨時查閱相關資訊和熱線服務。 這種資訊共享，令市民充權，亦能針對社會上不同的持份者的需要作出回應。例如，疫情中，長者或長期病患者的日常生活會受到較大影響：一些長者用不了疫苗通行症、不懂使用手機上的「安心出行」，又或是認知障礙症患者較難為自己決定應否接踵疫苗等，身邊的照顧者需要格外留神。 大銀平台的「疫下照顧錦囊」，整合各種資訊，方便照顧者隨時查閱相關資訊和熱線服務，例如居家檢疫護理的方法、社區藥物支援詳情、長者確診的應變需知等，以減輕他們的照顧壓力，緩解醫療系統的沉重壓力。 圖片取用自 大銀力量Facebook專頁 圖片取用自 大銀力量Facebook專頁   此外，幾個非牟利的教育創新機構亦沒有忽視家長、教師和學生在疫情中的需要。根據小童群益會一項調查顯示，學生在停課期間很少跟同學見面、長時間留在家中，以及生活作息欠缺規律，出現各種情緒問題；同時家長亦承受壓力，當中以基層家庭最受影響。 （註七） 因此，推動教師創新的EDNOVATORS教育燃新，亦密密織起網絡，連結教育界和不同社區組織，包括「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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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領域推動創新不容易，但並非絕對不可能。新加坡、韓國等各地政府紛紛應用設計思維，務求讓公共服務變得更兼容並蓄，更能切實回應社會需要。香港能在這些例子上學到甚麼？我們眼前又有甚麼機遇正靜待發掘呢？ 香港一隅之地，卻不乏創新的例子 — 我們建有全球首個在海中興建的水庫，也有亞洲數一數二的中環行人天橋系統。香港的公營部門一直透過創新的方法，興建頑強且具適應力的建設，去克服香港先天獨有的地理限制，同時支撐經濟發展。 近幾十年，一套名叫「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 的概念受到全球商界、以至公共領域所注目。設計思維本身是一套在產品開發時常用到的思維模式，後來慢慢演化成為一套解決問題的創新方法，並開始為各地公營部門所重視和應用。所謂設計思維，其實是一套着重「以人為本」的解難方法。透過理解服務對象的實際需要、重新定義問題核心，構想解決方案，再製作原型並加以測試，設計思維讓公營部門能以較低風險、低成本的方法得出更創新、更得市民與持份者認同的解決方案。 各地公營部門應用設計思維的方法和領域相異。以英國為例，當地政府設立 Policy Lab UK 這類型以設計思維為主軸的跨部門團隊，改革政策和公共服務。 近來，我們留意到香港政府也正朝著這個方向進發。自2017年，政府在《施政報告》中（第三章：多元經濟，第88項）強調「設計思維」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多個部門紛紛在制訂策略時加入設計思維的元素，目標是更有效回應市民需要。 Policy Lab UK 活用設計思維、大數據和數碼科技， 推動英國公營部門制定更以人為本的政策。 與市民攜手走過「設計思維」歷程 共同創新公共基建 讓我們先分享一個在基建發展項目上應用設計思維的例子。2017年，渠務署計劃升級和擴建石湖墟污水處理廠，以增加污水處理量。計劃的一大重點，就是要確保這座設施在升級後仍然可以與周邊環境和諧共存，繼續服務社區。為了達成這一目標，署方決定把原有規劃過程轉變為鼓勵民官共創的設計思維歷程。 渠務署伙拍 Good Lab，策動了「社區環境工作室@石湖墟淨水設施及周邊地區」項目。項目包括一連串的跨界別設計思維環節，居民、環保團體、教育人士、部門官員，以及其他持份者聚首一堂，希望找出被忽略的問題癥結、構思創新主意。透過協作，持份者們一同探討把淨水設施變得更「以社區為本」的各種可能。 我們把收集得來的意見製成3D模型，向公眾展現共創成果。我們希望藉此重新建立地區設施、附近社區和大自然之間的聯繫 居民、政府官員和其他持份者聚首一堂找出問題的癥結，並構思創新主意，一起探討塑造這公共空間的各種可能。 我們將各方共創所得的提案製成建議原型 (Prototype)，包括3D模型。另外，我們亦與居民一同設計出以「上水的可持續生活」和「水資源與地區歷史」為主題的兩條教育導覽路線。目的是要增強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同時重新建立起地區設施、附近居民和大自然之間的連繫。 在香港公共服務和基建的規劃及設計中，這項目的做法相對嶄新，為以設計思維作主軸的基建項目開創先河。   其他亞洲國家如何運用設計思維轉化公共服務？ 與此同時，亞洲各國公營部門積極將設計思維應用在各公共領域中。除了公共基建，設計思維也會被應用到公共服務設計上，並透過公營部門與民間的協作與參與，探索公共服務的缺口，力求提升服務體驗並解決複雜社會問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   新加坡 云云亞洲國家中，新加坡在這創變風潮裡擔任領頭羊的角色。新加坡長久以來重視社區參與，運用設計思維設計公共服務亦已有一段時間。這做法在充滿危機的當下，尤其印證了設計思維的效用。 在疫情開始肆虐時，新加坡的衛生部醫療護理轉型署(Ministry of Health - Office for Healthcare Transformation)在它的公開創新平台 Design4Impact 舉辦了一場比賽，希望匯聚民間智慧，為社會正面對的醫療挑戰尋找破舊立新、可持續，並且以社區為本的點子。 經過一輪徵集，多個優勝方案脱穎而出。其中一個方案出自一組大學生隊伍。這隊伍眼見社區裏的長者因不擅科技，在各樣防疫政策下未能與外界接觸，因而倍感孤獨。故此，他們萌生一個想法，為患慢性疾病的獨居長者塑造一個「無須科技的社交媒體體驗」。 運用設計思維，這群大學生發展出一個解決方案：轉化新加坡組屋獨有的「空置平台」（void deck，組屋最底層空置的公共空間）為社區空間，安放展板記錄組屋中各長者的健康進度，讓社區中的居民協助跟進長者們的生活習慣。負責構思的學生說：「疫情期間，我們青年人依賴社交媒體與外界聯繫。我們希望長者也能有同樣的體驗，這個方案有助他們照顧自己的健康，同時也能發揮社區守望相助的力量。」雖然方案仍需經歷更多測試，但Design4Impact 這案例正正印證了設計思維的價值，展現公營部門可如何活用此概念，與社區靈活地應對複雜的社會挑戰。 「空置平台」 原意為保持良好通風及防止水浸。運用設計思維，這裡能搖身一變，成為公眾跟進區內長者健康狀況的公共空間。 韓國 另一邊廂，韓國政府同樣加速其創新的步伐。韓國政府清楚認知到解決社會問題，需要社會不同界別的共同投入，因而慢慢著重由下而上的政策發展。政府鼓勵各部門突破框架，採用名為「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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