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問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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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Lab 作為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青年夢工場」／ Youth Space）的戰略與培訓合作夥伴，日前與青年夢工場負責人 Kim 及他的同事 Wing、Miles 和 Kaylie對談，談談他們運作這項目幾年來的心得。

青年夢工匠已進行了四年，旨在激勵屯門的青年人成為當區的社會創新者。第一屆活動於 2017年6月在屯門仁愛堂新建立的青年社會創新中心起動。目前已進行了七屆活動，共400人接受培訓，並組成了 40 個團隊。此外，所有團隊均獲得一萬至五萬港元的資金去實踐自己的計劃。

Kelvin (Good Lab): 回想 2017 年，當「青年夢工場」剛起步時，我們都只是實驗室裡的小白鼠。據我們所知，沒有人做過類似以社區為本的社會創新資助項目。您當初最擔心是甚麼？

Kim: 我最擔心的是青年人不參與。根據我對本地社會創新的了解，它往往過於專注發展可持續的業務。「社會創新」這個詞語，對作為社工的我而言，既陌生又太商業化，直覺告訴我不能掉以輕心。

相比之下，我們更熟悉應對青年人個人和情感問題。同時，我也聽說過社會創新也可以是關於社區的。我們希望提高社會意識和社區參與度，把社區及市民連結在一起，而不是過份投入在個人或商業理念上。我們當時只是一個新團隊，在一座新中心策劃一個新項目，面對不明確的未來，我們也很憂慮！

Kelvin: Good Lab 是您們在社會創新和設計思維上的培訓合作夥伴。由於我們亦是第一次作為這角色，我們當時也有點緊張。您認為與我們合作，有甚麼收穫？又有甚麼未如理想呢？

Kim: Good Lab 有很豐富的社會創新經驗。經過初步培訓階段，我們認為這些概念很好，但對有些青年人而言還是較難理解。

Miles: 我現在於青年夢工場工作，也是第二屆活動的參加者。我覺得活動的簡報和演講者分享以英文為主，對英語不好的人來說不太公平，我感覺不到與社區建立更實在的聯繫。

Wing: 同意，我當時亦有同樣憂慮。我們可以在社區教學中更「貼地」嗎？我們可以與參與者加強聯繫嗎？ Good Lab 一方面教授社會創新，但同時亦要更了解當地社區。

Kelvin: 抱歉，大家也知道，我看不懂中文是公開的秘密。相信在我淡出後，情況就不同了！您提醒了我們，凡事要從受眾的角度入手！

下一個問題：過去四年最大的變化是甚麼？

Kim: 如你所知，2017年以來，香港發生了很多事情，而現在比過去更困難。自 2019 年的社會運動，人們更不信任社會工作者，甚至不想跟社工扯上關係。很多年輕人寧可依靠自己也不願求助。因此，我們要強調自己作為社會工作者，並不是權威人物，會與年青人一起踏上自我發現及社區探索的旅程。這與社創方案、項目和資金無關，我們需要表明，我們視他們為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計劃書中的目標或受益者，而這一點的確常被忽略。

青年人比以往更加無力和絕望。在計劃開始時，我們不得不將精力由「做甚麼」(what to do) 轉移到「為的是什麼」(why bother at all?)，整件事變得更哲理化，最後我們發現，「為甚麼」(why) 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做甚麼」 (what)。

我們不是來提供服務的，參與者也不是受益者；我們是一起前進的伙伴。

Kelvin: 談到希望，如今社會中許多人正在失去希望。您如何保持動力？尤其是您已經領導這個項目四年了。

Kim: 我並沒有感到精疲力竭，實際上，我比以前更有「火」。我看到年青人通過我們的計劃，在社區中找到了希望；還有在這裡生活了 20 多年的叔叔阿姨們，在精神層面上對自己的社區有了更深的欣賞，而不是被這個消費主義社會建造的物質主義思想困住。他們還明白，自己值得為自身的社區奮鬥，而這些行動的確能夠帶來實際的變革。「同甘共苦」是我的座右銘，為我帶來動力。我們不是來提供服務的，參與者也不是受益者；我們是一起前進的伙伴。我們的團隊致力傾聽社區的聲音。他們更幫助我重新發現作為社會工作者重要的價值觀和信念，以及如何利用社會創新實現這一目標。

Kaylie: 是的，通過這個項目，我體會到社會工作者和青年人是社區的一部分，我們攜手前進，而不是限於某種恩人／受益人關係。

Miles: 對，我當初加入該計劃時，真的感到團隊將我視為一個真實的人，而不只是數字或統計數據。我以前參加過許多香港社會創新比賽，那時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比賽和資金。在青年夢工場，我覺得他們比我更關心我的項目；雖感到有點奇怪，但也令人寬慰。加入這個項目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入青少年中心。這也是我完成活動後，決定申請在青年夢工場工作，繼續一起與青年人同行的原因！

Wing: 同意，我真的很喜歡與青年人交流。我原本是 Good Lab 的聯絡人，促進青年夢工場與 Good Lab 間的協作。現在我加入了青年夢工場團隊，希望跟青年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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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vin: 這些都是很好的見解。如您所知，我們 Good Lab 作為培訓者，不會跟參與者由頭到尾完成整個過程，陪伴參加者的時間相對短暫。我記得當時自己騎著單車來培訓參加者，完結後就要匆匆離開，而您們可以緊密地跟進個案，我也樂見其成。

Kim: 是的，這是富有成效和令人滿意的。我們加班不只是為了項目，而是傾聽和關心不同人的需要。一開始，這只是一個計劃，我們關注的是青年人的社創方案。但隨時間推移，我們與青年人會閒話家常，有時又會傾談對人生的看法，我們之間的信任就這樣建立起來，有時他們找我們討論方案，但話題卻會跑到跟戀愛有關的問題。看似偏離了主題，但這正是我們期望跟他們建立互信關係的結果。

Kelvin: 青年夢工場真的與眾不同，回望過去，您覺得是甚麼因素使計劃成功？

Kim: 我們很幸運，有一筆資金令青年夢工場得以獨立於仁愛堂的其他服務。因此，我們也享有一定的自由度。這可說是一個不受傳統規則和程序約束的「實驗」，譬如說，我們有自己的 Facebook 頁面和設計／傳播團隊。借管理大師彼得 · 德魯克 (Peter Druckers) 的話就是，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時已知道客戶就是一個社群。青少年中心的社交媒體帖子的內容通常都是為了高級管理人員或資助者編寫的，為的是要符合資金需求，慶幸我們相對有彈性，不用擔心這些。擁有一個全新的團隊和場地意味著我們幾乎沒有限制去進行不同的實驗。我認為，在新項目開始時能有如此自由度和自主權是至關重要的。

Kelvin: Good Lab 和這成功有關係嗎？

Kim: 也許有一點吧。現在我們從您的團隊那裡得到了 Wing，沒您們也沒所謂！只是開玩笑！不要當真！我們很想指出我們的老闆也是項目成功的關鍵，他完全認同這個項目的願景和使命，並支持繼續進行這趟實驗旅程。

Kelvin: 您的意思是從上到下，整個團隊在願景和使命上是統一的？

Kim: 正是。

Kelvin: 相信您都知道，雖然使團隊願景一致，聽起來理所當然，但常見的是，當新項目或計劃開始時，團隊中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期望、使命和價值觀，這會導致以後出現各種問題。您們能夠使團隊願景一致，真的很了不起。

Kim: 是的，我們非常幸運。

Kelvin: 四年來，您認為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Miles: 我認為最好的是，仁愛堂有一個青年服務委員會。他們由青年夢工匠和屯門區青年區自我挑戰及獎勵計劃得獎者組成。他們也是我們的對象，更為我們提供了改良計劃的意見！我們收到很多反饋，並努力做得更好。影響我們最大的一個變化是一開始時，計劃的目標全是圍繞獲得五萬元的啟動資金來測試為期一年的社創方案；我們在上一屆活動作出了改動，讓團隊更容易獲得一萬元的試驗基金，在四個月內用以測試他們的方案原形，然後才是其餘四萬元的成長基金；有了這兩個階段，似乎有助團隊了解所構思的項目是否可行。

Kim: 就參與者而言，計劃以前有很多區外人來申請。現在，我們的計劃更專注屯門社區本身。此外，我們還由單單為初創企業提供知識，轉化到幫助他們回答「為什麼」的問題。就如Simon Sinek 的Start with Why 一書一說：為甚麼我們要成為社會創新者？為甚麼要在社區中開始一個項目？由於社會發生了不少變化，我們的焦點也從「做甚麼」轉移到「為甚麼」上。

Kaylie: 從更實際的角度來說，我們的參與者許多都有全職工作，有時在週末亦工作。他們未能花太多時間到訪青少年中心，但他們充滿熱忱，因此我們更需要不斷評估和修改支援他們的方案。

Kelvin: 如可以再次選擇，您現在會否做出同一個決定？

Kim: 當然。我們和他們一同前行，一同經歷困難，然後一起克服這些困難。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也不會有今天。避開挑戰是不智的，更重要是共同面對難關，並堅持下去。

如今青年人士氣低落，真的需要幫助他們理解「為甚麼」
去重新發現社區中的曙光。

Kelvin: 您認為未來青少年中心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Kim: 您也知道，雖然香港的青年人口沒有減少，但針對青年提供的非政府組織服務卻在減少。非政府組織一直在關注「做甚麼」：提供課程、娛樂、職業技能，但凡事都有限制。社會工作者的核心工作是與年輕人互動，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回答「為甚麼」的問題。雖然，這未必是我們作為社會工作者能回答的問題，但年輕人卻有更好的機會，通過自己的經驗發掘這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