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的存在危機 – 黃永

號稱全球傳媒大國的美國，其記者們竟然慨嘆新聞這個行業恐怕快將消失──CNN首席國際新聞記者 Christiane Amanpour在接受一個長期推動新聞自由的獎項時，發表一篇題為《新聞界在特朗普時代正面臨存在危機》（Journalism faces an Existential Crisis in Trump Era）的演說。當中三個影響全球傳媒行業的信息，值得所有關心新聞界的人參考： 

（1）內容：新聞要真實而非中立－Be Truthful, Not Neutral

牛津字典宣布2016年年度字為 post-truth：後真相。在今日的「後真相」世界，輿論不再建基於客觀事實，報道只求觸動情緒，政策按喜好而非數據來制訂。

特朗普一次又一次說謊及錯引數據，傳媒縱核實（fact check）一百次、澄清一千次，但是卻始終無法為社會設定任何議題（set agenda）──不論傳媒和受眾，其實只是一直被特朗普牽著鼻子走。

當社交媒體出現一萬個觀點的時候，要保持所謂的「中立」，傳媒難道就要提供一萬個相反論點？若這些觀點是毫無理據的胡謅，又有沒有必要花時間處理？當民選總統指控各大傳媒差不多統統報道假新聞時，新聞界又可如何自辯？傳媒當不斷回應獲多人分享及讚好的謊言傻話，還是寧可說出真實但令人不安或「嬲嬲豬」的實情？Facebook要不要篩查上載內容是否屬實？廣告客戶又有沒有責任抵制撒謊的新聞平台？

（2）手法：傳媒要分歧而非成為武器

今天，傳媒已經被廣泛「武器化」（weaponized）。曾幾何時，甚麼才算新聞及社會當關心哪些議題，基本上由大眾傳媒（mass media）主導，而這些傳媒也受某程度監管（如使用大氣電波需要申請牌照）。不過社交網絡令人人也可以成為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s，簡稱KOLs），結果？不少人從此把傳媒視為武器，效果就如同每個人也可擁有槍械一樣──正所謂「識睇梗係睇留言」，因為那裡才有最血腥的撕殺，管他甚麼真理不真理，大家只求狠批對手至死無葬身之地。

「阿拉伯之春」運動被喻為是社交網絡改變政治的一次分水嶺，但其推動者之一的Wael Ghonim亦慨歎社交網絡對媒體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社交網絡既能迅速帶來社會轉變，但也同時阻礙社會轉變。每個人變得更希望跟自己相同的人溝通，同時複雜的社會問題亦因此而濃縮為簡單口號。人們只願意接受意見相同的迴聲，既不想說服對方，也不願透過對話來達成協議。結果仇恨言論和謊言，伴隨良好意願和事實，同時出現。」

Amanpour 問：我們能不能保持分歧而不用殺死對方？任何從事傳媒的人，不該追求口誅筆伐所帶來的快感，而應為了真相與事實而奮鬥。不少新世代傳媒人忘卻了眼前尚有更重要的工作未做：調查制度內的失誤、要求當權者問責、監察政府運作、捍衛基本權益，讓世人更了解地球上發生甚麼事：俄羅斯、敘利亞、北韓、南極⋯⋯駭客問題、人道問題、核問題、氣候變化問題⋯⋯可惜，很多人只顧在社交網絡內爭辯這些議題的是非對錯，卻沒有時間探討於現實世界的解決方案。

（3）目標：傳媒要改善而非癱瘓制度

西方傳媒日漸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危機，並不是單純因為社交網絡衝擊，而是整個行業的專業性（professionalism）、相關性（relevance）、功用性（functionality）正全面受威脅。

傳媒作為行政、司法、立法以外的「第四權」，自然有監察政府的責任。但日趨分裂的社會，令政治互動已經變成黨派鬥爭以求迫對方進死角的零和遊戲，意味著我為了贏，你便必須被毀滅──政治上出現意見分歧，輕則被視為陰謀論，重則甚至被定性為犯罪──結果，只會令制度癱瘓，甚至崩潰。

在此惡性循環下，傳媒又應否透過監察來深化這種政治上的功能障礙，令制度進一步窒息？還是來一次「大重置」（big reset）以推動範式轉移，重新在政治世界尋求妥協空間，然後一同創新？說到底，傳媒之所以存在並不斷對社會作監察，其根本目的應是令制度持續變好，而非要使制度變差，甚至最終消失吧！

發掘問題與過錯，若果目的只為消滅對手，不可能會為人類帶來更好的未來。要令傳媒保持專業性，報道要超越黨派之爭；要令傳媒繼續具相關性，評論員除了要解釋事件怎樣大眾有關，還要說明一般人為何不能置身事外；要令傳媒繼續擁有功用性，分析所得的結論必然要包括解決方法──此乃今日傳媒在道義上的任務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