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創新教師帶頭 移走教育制度的三座大山-黃英琦

由創新教師帶頭 移走教育制度的三座大山-黃英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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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香港教育,不只廢除TSA或罷考BCA,不只多花50億。新一屆政府必須與香港人共創教育的新想像,改變和創新教育。所謂創新,不是指科技教學,不止狹窄的生涯規劃,更不是用數十萬添購新硬件。改變由每一個人開始:作為教育持份者,我們必須前瞻未來,思考21世紀需要的共通能力,如何提升學習動機和成效,促進不同學習方法等,這些都有極大的創新空間。

我們必須為年青人創建多元道路,對他們抱信任和鼓勵的態度。因為,有怎樣的教育,香港就有怎樣的未來。

教育政策每個範疇互為牽動和影響,教育需要整體的重新規劃、去蕪存菁。無謂的評核和考試只是根本不應存在的一棵樹,我們要討論的,是如何栽培充滿生機的森林。

首先,是回歸教育的初心,視學生為「人」。

香港的孩子有血有肉,有天分有缺點,擁有不同的性格和學習能力。他們不只是學號,也不僅是DSE多少分。教育制度應是平等的,不只服務站在金字塔頂的尖子,制度必須尊重每一位孩子,為他們提供空間,發揮所長。

教育,就是出盡法寶,讓學生有好奇心,想學,學得好,找到自己的興趣去鑽研、發光發熱。教育不是僵化的標準或平均值,表揚高分,揶揄低分。香港的教育要回到起點和本質,為老師充權,與家長同行,家校一起推動創新學習,裝備讓孩子回應多變和極端的世界。

世界各地都在思考教育的改變。在人人有手機的年代,為何大部分課室仍與十九世紀沒什麼分別,而「乖」,就是坐定定聽書?世界各地都在實驗自主學習、個人化學習,讓孩子有自理和自學能力,懂得規劃時間,這不是很好嗎?

世界經濟論壇說,未來我們不用執迷於「擁有」物質,共享經濟盛行,要什麼可租可共享,在手機程式點擊和付帳後,就由無人機送到。又有TED演講說,器官移植越來越簡單,患有腎病的不用等候換腎,一個健康的腎臟可以從3D打印出來。有更多的討論在想像人工智能如何顛覆生活,或消滅多少工種,例如機械人可陪伴老人家,不用家傭;遇上天災,機械人可不眠不休把救援物資送到災難地點,比任何跑手都要強。未來數十年,大部分現行的文職工作會被自動化,只有具創意、人性化、懂得跨越和連結、重視溝通和社交技巧的工作,才有出路。

我們都在憧憬科技帶來創新的生活方式,那就要明白,今天的六歲孩子在廿年會投入的工作種類,大部分還未出現。孩子好可能要為自己設計一份有意義的職業,並需要靈活的創意,隨時跳出框框換行業。香港的教育制度,就是要朝著這目標規劃和更新,為孩子創造更多可能。

教育創新不只科技;創新,是教育文化和思維的範式轉變,是把學習的選擇和空間還給孩子。我想在這裡啟動以下討論:要創新教育,教師可以帶頭移除以下的三座大山嗎?

1 扼殺好奇心和創意的大山

人類擁有與生俱來的自學和創造力,小嬰兒眼仔碌碌,不停張望,聽到大人說話轉過頭來,幾個月後就學懂說話。到幼稚園,孩子的想像力豐富,提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點子,繪畫非一般的作品。可是,由嬰兒至小孩至青少年,由幼稚園至中六,當孩子被教化,在教育制度內艱苦向上爬,面對數以百計的測驗、背誦、補習、考試,到大學時已看不見創意、想像力和好奇心。

香港的大學生沒有發問的意欲,也不一定喜歡讀書,他們是制度的贏家,但未必對知識有強烈好奇。我認識的大學生多數是「功能為本」:擅長以最少時間,做最基本的功課以達致可畢業的成績,且香港的大學大專是「難入易出」,並以客為本,只求畢業的目標,絕對不難。

然而,香港需要更多的創新者、發明家、創業家,不僅在科技範疇,教育和社會也需要創新,而創新的共通點,是強烈的探究精神,不怕失敗,願意實驗,解決難題,令社會進步。教育制度不能本末倒置,絕不能扼殺創意和好奇心。

2 扼殺自學能力的大山

英國的印度裔教授Sugata Mitra曾做過一個實驗,他把電腦放置到印度貧民窟,那裡的孩子不懂英文和運算。孩子覺得電腦新奇,每天圍著電腦,不久,就懂得開關和簡單操作;幾星期後,他們學到了基本英語,再過幾個月,他們完成了電腦軟件中的數學練習,達至小學程度。

歐洲多個國家的小學在實踐「自然方法學習」。我曾參觀一所荷蘭的小學,是這樣運作的:學校以不同的「學習群組」上課,每組一百人,有六位老師,空間大概等同香港五個課室。中央區在進行工作坊,學生有權選擇學習內容。我看見孩子在做資料分析,兩三人一組,時而在平板電腦搜尋,時而走到隔壁問同學,高聲討論,亂中有序。偌大的空間,老師的存在並不明顯,但沒有老師,學生的表現令人驚喜,沒有hea,反而是互相幫忙,學得起勁。那傳授式的學習呢?有的,在圍繞著中央區的小課室舉行,例如數學課,授課時間不超過一刻鐘,孩子要嘗試自學、練習,從不懂到掌握運算方法。

教育制度不能只用傳授式,扼殺自學及實驗的空間。我們必須有創新教師,願意嘗試不同教學法,善用科技,重新發現和釋放孩子的自學能力。

3 扼殺多元、誤解偏才、只擁護one size fits all的大山

這麼多年了,香港的教育制度仍停留在歌頌那些「讀得成書的人」。「讀得成」,是指考試高分。然而,孩子有高矮肥瘦,有不同的興趣和成熟速度,也有性別差異 (女孩比男孩早熟,有較高的語文能力),可是他們都要面對「一個考試」定前途,每年六、七萬的年青人要在同一時間 fit落「一個碼」。

評估重要,但考試的標準化,卻令太多年青人成為失敗者。DSE大致是筆試,大前提是同學要有良好的語文能力,寫字快,左腦能力強。有女生愛舞蹈,擅用身體語言表達,但邏輯思維弱,數學不及格,進不了大學;有男生偏好科技,愛砌機械人,具探究精神,但英文弱,英文滑鐵盧而物理卻取得5*,也進不了大學。最近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也慨嘆大學生的科技興趣低,就是因為這類男生被排斥於大學的門外。

我們都知道,「高分」的學生未必有獨立探究和實驗精神。大學講師朋友每到期末改卷就慨嘆,為何學生的文章多是從維基和Google隨便找些割裂的資料copy and paste,而不是融會貫通,建立個人觀點?

只用紙筆、強調操練的標準化評核已導致人才的中庸化,忽略偏才,具科學和藝術天分的年輕人無機會入大學。創新,就是要思考多樣化的評估方法,抹走負面標籤,讓年青人有不一樣的發展,例如大學只適合認真的研究型,職訓可提升至創新的專才培訓,是兩條平行的道路,沒什麼「低一級」。

香港需要創新的老師‧創新的學校

要移走這三座大山,關鍵在於老師。要視學生為「人」,鼓勵創意和好奇心,實驗自主學習,裝備學生,由課室開始,由每位老師對教育的初心開始。

在美國,喬布思的太太設立基金,鼓勵美國的公立中學創新,設計21世紀的教學新點子,那家學校的意念好,就可得到逾百萬美元作實踐。她的做法,其實是鼓勵由下而上的創新教育,讓前線教師和學校持份者能夠實驗創新,與社區合作,加強學生的整體水平和21世紀共通能力。

在香港,要消滅無處不在的標籤和偏見,讓年青人找到興趣、熱誠和生活意義,為自己選擇的路感到自豪,也將由老師的努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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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億可為某些合約教師變常額,但50億未能為所有老師創造空間,減少課擔。過去三個月,我主持了首屆賽馬會教師創新計劃,發現老師壓力大、擔子重,精神狀態不佳:大部分老師每周要教24節,工作6天,星期六要回校補課或帶活動,暑假只有兩周假期,八月初已被要求回校為同學補課,應付DSE。不過,就算當老師辛苦,我知道仍有無數不甘心,不想只當操練機器,願意創新的老師。

要創造制度的改變,除了老師在前線,還需要決策者和家長的反省:不斷操練是為了什麼?為何「贏在起跑線」的年青人進入大學後,迷失兼迷惘,對選修的學科毫無興趣?為何「陪跑份子」同學,大多只顧逃避,躲在家中打機,好奇心被打沉?為何他們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只能光顧各大專院校,讀些不一定有用的證書、文憑、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課程?

這些現象,是教育制度被扭曲、是制度崩壞的先兆。

教育的未來,必須移除上述那三座大山,就由願意成為創變者(changemakers) 的老師開始愚公搬石,掃除障礙吧!這些大山是思維的改變,是回歸學習的初衷,是重申對老師的信任,是尊重和鼓勵年青人的多元發展。要移除大山,也需要教育的持份者由下而上,求同存異,帶動沸沸騰騰的討論,並對每一項創新教育的計劃和實驗都持正面態度。

只因,香港的下一代有怎樣的教育和出路,香港就有怎樣的未來。